刚刚过去的周末，整个中国东部笼罩在朦朦雾霾间，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1月12日21时更新的数据，全国74个被监测城市中，PM2.5值超过300者竟达33个之多，其中首都北京PM2.5浓度高达786微克/立方米，石家庄更高达960微克/立方米。

　　按照WHO的指标，PM2.5值低于250微克/立方米是可接受的空气质量，超过300已是重度污染，超过500则会对户外活动者的健康构成损害，由此可见，在中国最繁华的东部城市，空气质量的恶化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。

　　正如许多专业人士以及WHO卫生研究院等机构所指出的，造成雾霾等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源，在于工业活动、采暖、汽车尾气、建筑施工等所排放的气体中含有大量颗粒悬浮物、温室气体和其他有害物质，是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伴随的现象。

　　中国曾经历过漫长的农业社会，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对缓慢，这一方面造成改革开放和经济提速之初，决策者和许多实际操作者抱着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、“经济发展速度第一”的片面认识，将包括空气质量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置之度外，人为加剧了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对空气品质所造成的损害。另一方面，这种相对缓慢的节奏也令不少人甚至包括许多环保专业人士，对未来中国经济、建设发展的速度、规模估计不足，从而影响了对空气污染治理的重视及投入程度。

　　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空气质量的保护和治理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，正如有媒体援引世卫组织“疫情通报”所指出的，曾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地区的西欧，近年来空气质量明显好转，20个欧洲主要城市每年因空气质量问题所致疾病死亡病例，自2000年起平均减少2212例，这一奇迹的背后是未雨绸缪、持续关注和长期坚持的结果。严格的空气质量检测和在此基础上的数据整理、分析、研究，有利于综合污染治理的规划。在欧洲，这项工作15年来常抓不懈，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。反观中国，PM2.5这项重要指标的监测不仅姗姗来迟，且覆盖率的提高也步履缓慢。污染治理，科研先行；环保科研，数据先行，个中差距，不言而喻。

　　治理空气污染需要法规的配套性和前瞻性。仍以欧洲为例，立法减少燃油含硫量始于90年代中期，2003年更在欧盟范围内加以强化，20年来大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减少66%，其背后是当初筹划立法的高瞻远瞩；同样，曾经雾霾弥天的爱尔兰都柏林，自1990年开始禁止燃煤取暖，花了20年时间才令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。相比较而言，中国各城市在这方面缺乏统筹性、前瞻性，先是忽视城市过度发展、功能过度集中所造成的工业、取暖、生活废气、悬浮颗粒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，继而又低估了机动车尤其是私家车的普及速度，在燃油含硫标准等问题上长期“欠债”，造成“治理总比污染慢一步”的被动和尴尬。

　　十八大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目标，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，因噎废食固不可取，但必须汲取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城市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前瞻性不够、眼光不长远的教训，将城市化提速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压力估计得宽一些、足一些。同时，尽快补上空气污染治理的一些“短板”，如PM2.5监测覆盖率的进一步提高、数据准确性的加强，以及燃油含硫标准的制订和强制性实施等。

　　一误已矣，未可再误，在城市化大潮涌来之际，应切实扭转“治理总比污染慢一步”的被动局面，惟如此，才能还中国城市一片湛蓝的天空。